至於喪葬花費更是驚人，孝是儒家仁德治國的本，是對人的最基本要求。人們為了表達自己的孝行，首先提倡厚葬。厚葬之風自秦開始，到本朝更是愈演愈烈。曾有人對厚葬習俗嘆說，「世以厚葬為德，薄終為鄙，富者奢僭，貧者殫財，法令不能，禮儀不能達。」因為埋葬死者而弄得傾家產、而賣為奴、而貪贓枉法、而鋌而走險者比比皆是，致使活著的人往往無法維持生活，境遇悲慘。孝文皇帝、孝景皇帝、武皇帝都曾針對這一弊病而提倡「薄葬送終」，甚至下詔頒令，但收效甚微。

原因很簡單，本朝奉行的是儒家學說，要求人們學習《四書》、《五經》，加強「六藝」的教育，通過道德、名節、禮法和知識的教養和修習，使教者的日常生活包括食住行、待人接等等，都要接近儒家道德規範和行為準則，在社會上做一個仁、義、禮、智、信五常畢備的拳拳志士，為溫、良、恭、儉、讓五德在的彬彬君子。試想在忠孝仁義禮已經深一個民族，一個王朝骨髓的況下，一道法令能遏制人們對「孝」的尊崇嗎？

極必反，這個問題在大漢穩定時期或許對社稷的危害不嚴重，但在如今天下未定、百廢俱興之期，這個問題就直接影響到了百姓的生存、社稷的穩定。

為了解決這一類諸如影響百姓生活、影響社稷安危的諸多問題，朝廷同樣需要從儒學上下手，同樣需要一個新儒學，需要一個既能教導人們遵守禮法名教，又能教導人們「恭儉樸素」的新儒學，讓天下百姓都能安居樂業。

李瑋接著又藉助《黃帝四經》說到了「文武兼備、輕賦薄徭、貴守雌」等等關於道家黃老之學在戍守疆土、與民修養、選拔人才等等國策上的優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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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廷的目標是儒道合一，以儒為主，以道為輔，實現一種『無為而有為』的治國理念。」李瑋鄭重提出了朝廷支持儒道相融的建議。

對於朝廷來說，單單依靠經學和道家黃老之學都無法解決在中興大業推進過程中所遇到的一系列問題，目前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援道儒，儒道相融，繼而在新經學的基礎上再創新儒學。

儒學是以倫理、政治為軸心的人文之學，以孔子、孟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是其他諸子百家所難於比擬的，它有通六藝、重在教化和積極用世的優良傳統，擁有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價值觀念，其本一直蘊藏著巨大的生命力，是維護和支撐大漢的神支柱，它的主導地位不可搖。

道家黃老之學淡出朝堂三百多年了，再想把它豎起來，事實上本不可能。

黃老之學與時遷移，應變化，吸取了自春秋戰國以來的各種歷史經驗，兼收了儒家、名家、家等各家之長，比如黃老之學中的「無為」就吸取了法家的「一斷於法」的要和墨家的「恭儉樸素、強本節用」的思想大義；「尊卑」就包含了儒家之「善」；據「四時之度」頒布相應的政經制度，實際上就是家的「因之大順」，黃老之學因此功建構了一個開放的、有著多種學派涵的、有很大包容的靈活而又實用的一系列思想系，在本朝初年長盛不衰，為本朝昌盛建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但董仲舒大師公開援道儒，儒道相融，吸收了黃老之學的全部華，並利用道家和家的思想系充實和發揮了儒家義理，然後在此基礎上匪夷所思地構建了一個既有儒家的三綱五常又有道家的「天地、、四時」，既有儒家的「改正朔、易服」的「有為」，又有道家的「以無為為道，以不私為寶」的「無為」的嶄新的儒學思想系。經董仲舒加工后，一向被看作「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的儒學，搖一變，了兼「霸（黃老刑名）王（儒）之道」的大漢學。既然道家黃老之學的髓變了董氏儒學的，黃老之學便不可避免的喪失了政治和理論上的雙重優勢，不得不無奈地走向了衰落。

但黃老之學衰落了，並不代表它的理論也就此喪失了生命力。

在黃老之學興盛之期，淮南王劉安招致賓客方之士數千人，在江淮間形了一個研究黃老之學的學中心，在他的主持與組織下，他與他的眾多門客們合編了《淮南鴻烈》（也稱《淮南子》）這部巨著。在《鴻烈》龐大的編寫者中，除劉安外，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被、伍被、晉昌等人都是當時名揚天下的道家人，書中的大多數篇章都是他們寫的，因此，此書也為本朝道家之淵府，是本朝道家思想的集大之作。

孝武皇帝初期，太史令司馬談著寫的《論六家之要指》是對黃老之學的又一次學總結。（司馬談的老師之一就是著名道家學者黃生。）

在王莽的新朝和武皇帝初期，道學一度再起，著名老學家嚴遵（蜀郡都人）著寫了《老子指歸》，一位託名河上公的士著寫了《老子河上公章句》。雖然這兩本書的理論不同於黃老之學，但對道學還是一種繼承和發揚。

此後又有大儒王充發展了道家「自然無為」的理論，以「悟迷之心，使知虛實之分」為己任，對今文經學和讖緯迷信相結合后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的神學迷信展開了全面批判，這直接打擊了一部分大儒對經學的尊崇，轉而從道學中尋求支援，很早便開始了援道儒的研究。

道家黃老之學雖然獨標高遠，玄之又玄，但它沒有離現實，不講「天人應、君權神授」，不談「三綱五常」，不提怪異。援道儒、儒道相融，其實就是以道家黃老之學去解釋《周易》、《論語》等儒家典籍，以道家的「自然無為」去解釋儒家的綱常名教，從而以此來證明儒家的「名教」本是道家的「自然」，名教本是自然，為名教的合理化、優越化提供一種新論證，清除經學中那些煩瑣臆說之風，武斷僵陋之習，引導人們從「天人應、君權神授」的神學蒙昧中擺出來，以一種清醒的理的態度重新思考社稷的現實，重新探索大漢人的各種價值觀念，以便全力恢復儒學中的禮法名教，用改良后的儒家濟世之學重建大漢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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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儒學為了影響和指導國策，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儒道相融，援道儒，在孝武皇帝的支持下，終於在董仲舒大儒的手中創建了新儒學，繼而幫助孝武皇帝建下了蓋世功勛，幫助大漢開疆拓土威臨天下。

今天，走歧途和衰落的經學，同樣為了中興大漢，為了治國平天下，要不惜一切代價儒道相融，援道儒，利用三百年來道家黃老之學的學研究果來改良儒學，再次創建新儒學，從而幫助大漢走向中興，走向強大。

當年，孝武皇帝雄才大略，需要北擊匈奴，需要開疆拓土，因此需要集權，需要有嶄新的學思想為縱橫四海的國策做基礎，結果在他的支持下，出現了董仲舒的新儒學。

今天，大漢從廢墟中站起來，需要統一天下，需要中興社稷，因此需要皇權和相權的有效制衡，需要有嶄新的學思想為與民修養的國策做基礎，需要大將軍和長公主聯手鎮制長安，扶持道家黃老學說，迫使經學不得不接儒道相融的事實，積極援道儒，從而創造一種符合當前國策需要、有助於大漢倔起的新儒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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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弘沉默良久，他萬萬沒想到李瑋的儒道相融之策竟然是這麼個辦法，竟然把自己和長公主推到了最前面。

自己如果和長公主聯手，長安的局勢就很難說了，門閥世家、僚士人們會低頭嗎？小天子能順利平定南方叛逆，會順利主掌權柄嗎？

「你憑什麼認定門閥世家和僚士人會低頭接儒道相融之策？」

「因為我決定勸說長公主和陛下發第三次黨錮。」李瑋笑著說道。

「你說什麼？」李弘駭然心驚，「你說什麼？你要發第三次黨錮？」

「在屠殺和黨錮之間，你選擇哪一種？」李瑋說道，「大將軍，我覺得飛燕兄的話說得對，不能再殺了，再殺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這些人的權勢太大了，人也太多了，盤錯節，殺不完的，越殺越多。既然堵不住了，那就只好用疏導的辦法。」

「這也疏導？」李弘氣苦，怒聲問道。

「大將軍，你要知道，長公主和你都決心退出朝堂，而我們的中興策略又必須長久堅持，這個矛盾如何解決？」李瑋平靜地說道，「這些人不願合作，那就讓他們滾回老家。憑我們現在選拔人才的辦法，朝廷不愁招攬不到賢良之士。其實看看幾十年前的兩次黨錮之禍就知道了，你要是來真的，讓這些人退出朝堂，他們還不願意拍屁走人，很多人都會選擇妥協留下來，有多士人願意捨棄榮華富貴？這個辦法不但可以讓士人分裂，還能讓很大一部分願意為社稷出力的士人，願意改良儒學的士人們紛紛上位，得到更多更好的機會，繼而大家齊心協力，共創新儒學，共建新大漢。」

李弘目瞪口呆地著李瑋，腦中一片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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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不計字數：

《黃帝四經》：

從古到今，人們歷來認為漢初以道家「黃老」治國，認為「黃老之學」在漢初曾風靡一時，並且認為「黃老之學」在漢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中起過重大作用，但是，由於歷史資料的缺乏，尤其是由於道家「黃老」之中的道家黃學一派的代表作《黃帝四經》從漢代之後便失傳了，造了人們對「黃老之學」的種種誤解，「黃老之學」也因此而了千古難解之謎。

人們無從知道「黃老」之中「黃學」一派的真實思想容，只好牽強附會地以「老」代「黃」了。

但當人們用老子之學或老莊之學來代替「黃老之學」時，很多問題常常難以自圓其說，比如崇尚自然、消極無為、專註於心修養而一味追求個人神解的「老莊之學」又如何能使漢初凋敝不堪的社會經濟得到恢復、走向繁榮，並使新生的漢家政權不斷得到鞏固呢？而且漢初在「黃老之學」指導下所實行的各項政治、經濟政策，漢初黃老人的所作所為也與老莊思想相去甚遠。

1973年，長沙馬王堆漢墓帛書出土，人們發現了《黃帝四經》：第一篇是《經法》，第二篇是《十六經》，第三篇是《稱》，第四篇是《道原》，至此人們才發現了黃老之學不同於老子之學，也不同於老莊之學，也解釋了諸多歷史疑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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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蹕案」與「盜高廟玉環案」：

張釋之是著名的黃老信徒，他作為文帝時的廷尉，在理所謂的「犯蹕案」與「盜高廟玉環案」時，並未因犯人掠的是文帝之馬、盜的是「先帝廟」便罪加一等，而是主張「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也」，認為只有法律才是判黑白、定是非的唯一標準。漢文帝對於張釋之的做法雖然有點不太高興，但因他也是「本修黃老之言」，深知秉公執法的重要，因此他還是肯定了張釋之對這兩個案子的判決，並未因一時之怒而廢法，也未因一己之利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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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漢末期的儒學改良運：

自從漢武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之後，儒家經學開始一統天下，但在當時的「設科策」的影響下，儒學本也在逐步走向僵化，形了一種「徒為章句」的煩瑣學風。由僵化而進一步神化的儒學到西漢中後期已越來越喪失了其向被統治階級進行道德教化，以鞏固封建社會統治的價值與功能，甚至還走向了它的反面，所以，到西漢末期，隨著農民戰爭的浪愈激而愈高，統治階級部，一部分人被現實所衝擊而漸趨於清醒，試圖尋求解決社會、政治危機方案的同時，也開始了向諸子各家學習以改善儒學的運。劉向、劉歆、揚雄便是其中的代表人。

劉氏父子除了力推古文經學外，還致力復興先秦諸子學，他們重新研究和整理諸子百家的著作與學說，並強調從中吸取思想營養以改善儒學。

揚雄也是力推古文經學，同時他認為要使漢代儒學從煩瑣不堪、荒誕不經的神學經學中擺出來，必須對於先秦儒家之外的其他諸子，尤其是道家學說的長加以吸收，以補充孔孟儒學。另外，揚雄還試圖創建新的儒學思想系，他在批判今文經學、讖緯神學的基礎上，竭力主張復興儒家正統學說，復興仲尼之道，儼然以孔學的捍衛者自居，但這並不是說揚雄要照搬先秦孔孟的學說而不允許有任何變通。實際上在揚雄看來，聖人之道是有因有革的，這是一個普遍的規律。因此，揚雄認為在繼承、發揚先秦儒家正統的同時，還必須有所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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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之際的道學：

嚴遵的《老子指歸》當時盛行的今文經學的學風影響較深，主要是以「義理」方面闡發《老子》的思想，並夾雜有不在當時泛濫災的「符瑞、災異」之言；《老子河上公章句》則主要採用了古文經學的解經方法，著重訓說《老子》之本意，文字也較古樸簡約，而且基本上不講符瑞與實異。但《指歸》與《章句》卻有一個共同特點，即：無論是《指歸》還是《章句》皆以探求避禍自保、存神養和、保終命之道為己任，這既與先秦的《老子》有所不同，更與漢初黃老之學迥異，實為兩漢之際士們在世中求生存的心態的一種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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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教本於自然。

這是西晉大儒王弼的玄學政治哲學思想。王弼的祖父是王凱，族叔祖父就是王粲。王弼把「以無為本」的本論和「名教本於自然」的認識論推向社會政治，提出了「政治無為」之論，意思是說，居於最高統治者之位的君主，所作所為都要任其自然，不去干預或阻撓，做到「無為」和「不言」。這裡的「無為」不是什麼都不幹，「不言」也不是什麼都不說，而是不去做那些傷害「自然」的事，不說那些違背「仁義」的話，簡言之稱作「君道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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